康朝鋒:民國時期信托業發展特點及啟示

時間:2021/09/08 10:13:13用益信托網

盡管信托制度源于英國,信托公司源于美國,但是信托文化尤其是信義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也是一脈相通的,如“三綱五常”中的“父為子綱”、晉商東掌制度以及義莊中蘊含的信托關系。2020年5月8日,中國銀保監會頒布《信托公司資金信托暫行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對信托公司的轉型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為借鑒歷史經驗,本文梳理了從民國初期到新中國成立初期信托業務的監管體系、組織架構、業務模式、服務體系和特色創新等,進而總結國內信托業進一步轉型發展的策略建議。


一、監管框架:銀行還是信托


1913年至1949年5月期間,只有汪偽政府時期頒布了《信托公司暫行條例》,對銀行經營信托業務或信托公司經營銀行業務的資本金要求做了明確規定,即通過資本金的額度大小來控制機構的業務類型。北洋政府期間及以前,信托公司按公司法監管,可申請經營銀行業務,這表明信托公司的經營范圍含銀行業務又不限于銀行業務;同時,商業銀行也可經營信托業務,但對商業銀行的監管較嚴。


1943年3月13日,汪偽政府頒布實施《信托公司暫行條例》,主要特點有三:第一,第三條規定“銀行收足資本在100萬元以上者得兼營信托業務”“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公司、股份兩合公司組織之信托公司其資本至少須達50萬元”;同年6月24日的修改稿為“銀行收足資本在500萬元以上者,得兼營信托業務”。第二,第五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兩合公司組織之信托公司其資本至少須達600萬元”。第三,第六條規定“兼營信托業務之銀行,其信托資金至少須撥足200萬元”。1943年下半年相繼修訂的《銀行注冊章程》《儲蓄銀行法》又規定,以股份有限公司為組織形式的普通銀行如果經營信托和儲蓄業務,必須收足資本700萬元,其中300萬元為銀行部的資本,400萬元為信托儲蓄部的資本;而“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的信托公司,本身資本總額至少為600萬元,實收至少300萬元,兼營銀行儲蓄者,至少另添實收資本400萬元,與銀行應收之資本數額相同”。如此一來,銀行與信托公司如果想兼營業務,都必須繳足700萬元。


1944年10月,汪偽政府公布施行《強化上海特別市金融機關業務綱要》,根據第三條的規定,信托公司每日平均存款數額至少為2000萬元;兼營銀行業務的,其兼營部分的存款數額應加1000萬元,共計為3000萬元。至于銀行只兼營信托業務的,應共有4000萬元的存款。錢莊只兼營信托業務的,應共有2300萬元的存款。如未能在限期之內符合上述存款數額標準者,則應增資或合并。根據該綱要第四條的規定,增資后的最低資本額,信托公司為實收1000萬元;兼營銀行業務的,其兼營部分資本數額應加500萬元,共為1500萬元。銀行只兼營信托業務的,其實收資本應共有2000萬元;錢莊只兼營信托業務的,其實收資本應共有1300萬元。


1947年4月17日,國民政府財政部頒布的《管理銀行辦法》規定:“銀行除在本辦法公布前已經財政部核準領有營業執照者外,一律不得設立。但縣銀行不在此限。”由于信托公司在申請牌照時一律視同銀行,上述法規同樣適用于信托公司,這表明該法規等于宣告禁止新設信托公司和銀行信托部。1947年9月1日頒布實施的新《銀行法》第8條規定,“凡以信托方法收受運用或經理款項及財產者,為信托公司。在本法公布施行前已經核準營業登記之信托公司,其兼營商業或儲蓄銀行業務者,其兼營部分應依第三章或第五章規定辦理。”這意味著,已經設立的信托公司仍然可以繼續兼營銀行、儲蓄業務,但今后新設的信托公司卻只能經營信托業務。新《銀行法》第28條規定:“商業銀行、實業銀行得附設儲蓄部即信托部。”相比之下,新設的銀行可以繼續實施混業經營,而信托公司卻只能分業經營。1947年4月17日頒布的《管理銀行辦法》規定:“銀行不得直接經營工商事業,并不得囤積貨物或設置代理部、貿易部等機構,或以信托部名義代客買賣貨物,或為其他投資買賣之行為。”該條例同時適用于信托公司和銀行信托部,除了對信托公司和銀行信托部的資本額稍有限制外,在業務范圍方面并無實質性限制。信托公司可以同時經營信托、代理與兼營部分銀行業務,范圍仍然極其廣泛。《信托公司暫行條例》第12條明文規定,經財政部核準后,信托公司可以兼營買賣有價證券及不動產。當時上海一地信托公司核準的章程,幾乎全部列有這兩項業務,屬于合法經營。


二、行業自律:從非正式的敘餐會到正式的同業公會


行業自律組織由期初非正式的“上海信托業同人敘餐會”(以下簡稱“敘餐會”)到正式的信托商業同業公會,功能定位不外乎承上啟下和同業溝通,同時兼顧行業法律法規的研究和初擬等,中間還創議組織中國股票推進會。同時,新亞信托公司與銀行學會合作成立新亞信托人員訓練所,這是第一個信托業的培訓機構。


1932年1月1日,一個非正式的同業組織“敘餐會”成立,會員以公司為單位,每家攤派代表參加,每月舉行敘餐一次,第一批成員是11家信托公司和銀行信托部。根據聯歡會章程第二條規定,該會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發行定期及不定期刊物;第二,舉辦公開演講即刊登聯合廣告;第三,研究信托法理;第四,討論實務興革事項;第五,辦理其他信托業有關事項。敘餐會之下又相繼成立三個委員會,1933年11月成立的信托法規研究委員會,在1935年擬就信托法和信托公司法兩稿,1936年3月交由國民政府參考;1934年12月成立宣傳委員會,并在1936年創辦《信托季刊》;1935年7月成立信托實務研究委員會,一方面研究信托業務方面的各種規則,使臻完善,以供工業參考,另一方面解答各會員關于業務方面的各種問題咨詢。


到1945年,“敘餐會”有63家會員單位,每月一次的敘餐座談從未間斷,頗有成效。由于信托業同仁聯歡會不是一個正式的商業團體,只是屬于聯歡會和研究機構的性質,無法以同業組織的名義與政府以及相關機構進行交涉。鑒于此,1946年3月,籌備設立信托商業同業公會,主要功能定位如下:第一,為會員代向相關機構接洽推進業務;第二,減輕會員負擔;第三,向政府部門提供決策咨詢建議;第四,改進同業業務,注重與銀錢兩公會密切合作;第五,承轉財政部、中央銀行、上海市政府財政局、社會局、市商會等文件;第六,注重業規建設,如營業種類、手續費和保管費等的制定。


其間,1940年7月間信托業同仁聯歡會部分成員以“會員接受客戶委托買賣中國股票者多”為由,創議組織中國股票推進會。同年12月16日,該推進會成立,明確提出:“以推進中國股票之流通,便利投資,提倡實業為宗旨。”中國股票推進會本著自由參加的原則,初始會員有11家,其中有8家是信托公司。推進會的主要事務有:為會員介紹買賣經正式注冊的華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調查各公司內容、登記、報告買賣價格及數量,并辦理其他相關事項。由參會會員各家另派交易員辦理,規定除星期日及規定假日外,每天下午兩點到三點交易員集會一次,辦理交易。


最后,1943年4月1日,新亞信托公司與銀行學會合作,由該公司主辦成立新亞信托人員訓練所,“以研究信托學術,討論信托實務,并灌輸各種金融學識及技能,以期造就人才,發展信托銀行業務為宗旨”聘請了李權時、王雨桐、朱斯煌等一批有豐富金融從業經營或研究教學經營人士擔任教授,首期學員共97名。1943年7月31日刊行的《銀行周報》上開辟了專欄,刊登該所學員在學習中,對信托業發展的一些建議和感想,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應。


三、參與機構:銀行信托部或儲信部主導


如前所述,信托公司可作為公司申請開展信托業務,商業銀行可兼營信托業務,即信托業務的參與機構為信托公司和商業銀行的信托部;除此之外,還有官營信托機構和外資信托機構,其中興業信托等官營信托機構即同當下的政策性金融機構。1911年,為控制中國東北地區的黃豆交易,日本在大連的關東督府設立了大連取引所,作為統一的黃豆交易場。1913年成立最早的專業信托機構——大連取引所信托株式會社。1915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制定的章程草案,寫明要成立信托部,經營以下業務:“代各公共機關存放基金事件,代課經理產業、代課清理賬目事件、其他信托應辦之事指擔保等事。”但該草案未呈報財政部、農商部立案。1917年,該行成立保管部,先后設置了140多只木質保管箱和200多只鋼質保管箱,除自用外,大部分用來出租給客戶保管財物。1918年、1919年兩年,浙江興業銀行和聚興城銀行上海分行也開始經辦保管等信托業務,交通銀行也開始辦理信托業務。1921年5~7月期間,上海地區相繼成立12家信托公司,作為交易所的“錢袋子”,隨著11月份交易所股票價格暴跌,信托公司隨即卷入“信交風潮”,紛紛停業或改組,到1922年春天,12家信托公司中僅剩下中央和通易兩家信托公司。1922~1926年,在“信交風潮”之后整整五年內,上海一地新增的信托機構只有1家——1922年設立的中孚銀行上海分行信托部。總體而言,1927~1937年8月是信托業務發展的最好階段,參與機構數量最高為104家,其中有79家為銀行信托部或儲蓄部(見圖1)。事實上,除受“信交風潮”影響的幾年外,其他時間的信托業務發展與當時的市場流動性密切相關:流動性充裕時,信托的參與機構多;反之則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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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體系:銀行業務主導


鑒于在汪偽政府之前并無真正的信托監管條例,只是按公司法和銀行法對其作相關監管,同時對信托公司的監管又弱于對銀行的監管,所以信托公司的經營范圍非常廣泛,含實業、信托、銀行、保險、證券、保管等。具體而言,一是實業,如進出口、倉棧、蛋品冷藏庫、制冰、蛋品冷凍加工出口、運輸、保險代理、報關等;二是信托,如農產信托、貨幣信托、金融信托、不動產、受托、企業援助和破產清理整頓等;三是銀行,如存貸款、匯兌和公積金經營等;四是保險,如水火保險和人壽保險等;五是證券,如證券買賣等;六是保管,如理財、遺產管理和財產托管等。銀行信托部的傳統業務是保管箱業務,其次是各種代理業務,而與真正意義上的信托業務還有相當距離。1913年設立的大連取引所株式會社的業務包括強制保證、保證買賣契約的履行和辦理清算等。1915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信托部經營的業務內容為“代各公共機關存放基金事件,代課經理產業、代課清理賬目事件、其他信托應辦之事指擔保等事”。銀行拓展信托業務的動機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固化保管貴重物品、經理長期存款、代收款項、倉庫等項信托業務;二是借道信托部經營房地產業務以規避法律約束,因為1931年的銀行法中明令禁止銀行“除關于營業上之必需不動產外,不得買入或承受不動產”。


事實上,從信托公司的收入結構也可看出其服務體系以銀行業務為主,真正的信托業務為輔。以1936年部分信托公司的銀行業務收入占比為例(見圖2),8家機構中有6家機構銀行業務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重超過50%,其中國安和通匯兩家信托公司銀行業務收入占比幾乎達到100%,上海和中級信托的占比也達到84%。此外,銀行信托部或儲蓄部的信托收入占比也不高(見圖3),如以大陸銀行為例,1935年信托收入占比最高,也僅為38%,其他年份信托收入占比不足10%或略高于10%不等。最后,“真正”的信托公司誠孚——信托公司的收入結構也印證其“真正”做信托業務,管理費和酬勞金等信托收入均占每年總收入的80%以上,1942年改名為“誠孚股份有限公司”后,其投資業務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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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創新:公司版的PTC


1921年至1945年間,真正開展信托業務的信托公司有正中實業和誠孚兩家。鑒于此,我們以兩家機構的代表性業務為例說明這期間信托公司的業務創新和特色,分別是正中實業的商務管理信托和誠孚公司的“公司版PTC(Private Trust Company)”。


正中實業設立的目的“在于經營管理實業,尤著重于工廠之管理”,主要內容有:承受信托財產,用本公司名義,依設定人訂明條款,為其本人或收益處理;承任委任事務,用委托人名義,依授權范圍,處理其財產;辦理其他依法令許可之信托業務;四,投資于穩妥易于流通之政府公債或其他依法令許可發行之有價證券或有優先償債權之暫時墊款。正中實業的創新案例或典型案例是與光明染織廠簽訂的商務管理信托合同書,受托財產是光明染織廠的資本金及其利息,以及代付地租和職工薪金的權利,管理費用為利息的10%。


1925年,林裴成在天津創辦誠孚股份有限信托公司,模仿英國信托公司,以提供理財服務為主要業務,規模很小。1935年,金城、中南兩家銀行收購并改組誠孚公司,資本金額10萬元由“兩行”平均分擔,業務范圍為“以承受動產不動產依委托人適法之指示為其本人或受益人處理之、仍用委托人名義以受托之地位依前款方式處理其財產”,同時規定“前項本公司委托之財產均分別處理,不與本公司或他人之資產混合,其損益亦屬之委托人,除由本公司付忠實管理責任,取得額定報酬外,概不收受其他利益”,并規定該公司除經營“前述限定值嚴格信托業務外,概不營與銀行經紀人或承攬人同種類之業務”。這表明誠孚的業務與銀行業務不同,是一家專做受托業務的資產管理公司。1937年、1940年和1941年三次增資后至1000萬元,并將總部遷至上海。1946年,公司更名為企業公司,“兩行”繼續擴大投資規模,資本總額增加到4億元。


1935年,“兩行”并購后,開始以接受委托的形式經營紗廠,即開啟資本運作之路。銀行以誠孚信托公司這種組織形式實行并購,與當時官方“棉業信托公司”計劃有直接關系。可以說,誠孚公司是政府“棉業信托公司”的直接翻版,與現在的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極為相似,誠孚公司可以說是民營資產管理公司的典型案例。


在企業重組的過程中,誠孚公司實際上既不購買紗廠資產,也不收購紗廠的股權,但由于銀行收購的企業股權,都委托誠孚經營,而誠孚公司自身也同屬“兩行”投資,所以這種托管實際上造成誠孚公司對各企業的集中控制。與此同時,誠孚公司設立總公司,并在上海、天津兩地設立了分公司,誠孚與管理各廠之間形成企業集團,誠孚為集團的母公司,其他各廠是子公司。再者,誠孚公司聘請大量紡織技術專家,設立由高級專家、董事等組成的運營機構“紡織部設計委員會”,針對“設立分公司”“接受工廠”和“舉辦新事業”等事項進行技術評估。


簡言之,誠孚公司是“兩行”并購的子公司,“兩行”并購的企業委托誠孚公司經營管理,同時誠孚公司還聘請專業團隊管理“兩行”并購的企業。從這個意義而言,與其說誠孚公司是民營版的資產管理公司,倒不如說誠孚公司是機構版的PTC,即“兩行”的PTC。事實上的確如此,誠孚公司是受托人,“兩行”是委托人,“兩行”及各紗廠為受益人,三者之間的權責管理詳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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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誠孚公司董事會通過接受各企業“股份及表決權信托”,集中持有并同意行使股份的表決權,控制了這些企業的經營,包括選擇管理者、進行重大決策以及決定贏利分配等。“兩行”通過誠孚公司進行紡織業的直接經營,這種經營行為與當時的公司法、銀行法有很多沖突。1929年公司法第11條對法人持股有所限制:“公司不得為他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如為他公司的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股份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的四分之一。”另外,對一般股東的比例也有所限制。銀行法對銀行直接經營工商業也有很多限制,如1924年的《銀行通行法細則》第8條規定,銀行直接經營工商業只限于“倉庫業”和“運輸業”,還須另集資金,會計獨立。1931年的銀行法還對銀行經營信托有專門條款,規定非經財政部批準,不得經營信托業務。1940年的《非常時期管理銀行暫行辦法》更明確規定銀行不得以信托的名義“自行買賣或代客買賣”。但這些條款并未嚴格實施,沒有取得實際效果;相反,當時大多數銀行都設有信托部,且越辦越大。


五、總結建議


民國至新中國成立的中國信托業以上海信托業為主,經歷萌芽(1913年至1921年2月)、興起(1921年2月至1926年)、發展(1927年至1949年5月)等階段,其中發展階段又可分為初期(1927年至1937年7月)、戰時(1937年8月至1945年8月)和戰后(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三個階段。監管政策層面,只是在汪偽政府時期頒布過《信托公司暫行條例》,其他時段均是參照公司法或銀行法監管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可兼營銀行業務,銀行也可兼營信托公司業務,但對信托公司的監管比對銀行的監管寬松,所以信托公司的業務范圍比銀行的業務范圍寬得多,甚至可以買賣珠寶文物等。由此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可考慮對信托業實行牌照經營,如短期內不放開信托業的牌照,可考慮放開“家族信托業務”的牌照經營。行業協會層面,初期是非正式的餐聚,后期則形成正式的同業公會,主要功能定位為承上啟下和專業研究等,同時新華信托與銀行公會成立了第一個專業的信托培訓機構。目前規模巨大的信托業尚未建立專門的培訓和研究機構,也沒有專門的刊物,有待進一步地完善加強。參與機構層面,以信托公司和銀行的信托部為主,官營信托公司和外資信托公司為輔,機構數量與市場中的資金寬裕度正相關。這與前述的牌照經營啟示有點雷同,可以考慮牌照經營,至少放開商業銀行的牌照經營。服務體系方面,以銀行業務為主,只有正中實業和誠孚公司兩家算是經營“真正”的信托業務,他們的特色分別是商務管理信托和公司版的PTC等。這兩家機構的信托業務應是我們當下學習的重點,也是我們信托行業轉型的關鍵。“資金信托”新規對信托公司的影響深遠而巨大,應對之策不外乎轉型發展。戰略轉型的方向有二:第一,產品轉型,一是標準信托產品如資產證券和股權信托等,二是“例外條款”服務信托中涵蓋的信托業務類型;第二,機構轉型,將信托公司定位為集團的資產管理和處置機構。


作者:康 朝 鋒
來源:銀 行 家 雜 志

責任編輯:hu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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