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民紀要》后“名股實債”的裁判思路

時間:2021/01/13 11:25:22用益信托網

近日,由甘肅正天合霍吉棟律師和上海海華永泰張健龍律師代理的一起標的20億元的信托投資股權回購糾紛案在上海金融法院贏得勝訴生效判決。該案受理于《九民紀要》發布之前,判決于《九民紀要》發布之后,涉及合同法、擔保法、公司法、信托法、破產法、金融監管等方面諸多理論和實務中的爭議問題。代理律師深挖證據事實,精研學理判例,前后四次開庭,歷時一年有余,代理意見終獲法院認可。判決未直接引用《九民紀要》具體規定,但裁判思路貫徹了《九民紀要》的精神,對股債雜糅之公司融資性質和效力的司法認定具有典型參考意義。 


【案件來源】


上海金融法院(2019)滬74民初2434號

 

【案情摘要】


1.2016年2月,S信托設立XX股權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募集信托資金17億元。信托目的為以全部信托資金向H供應鏈增資,到期由H集團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對信托計劃持有的股權進行受讓。S信托以H集團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支付的股權轉讓價款作為信托利益來源。


2.2016年2月,S信托與H集團及H供應鏈簽署《股權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增資協議》,約定S信托以股權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項下17億元信托資金向H供應鏈公司進行增資,增資完成后S信托持有H供應鏈35.96%的股權,且S信托將所持全部H供應鏈股權所享有的部分表決權委托H供應鏈另一股東H集團行使,S信托不參與H供應鏈的生產經營。


3.同日,S信托與H集團簽署《股權轉讓合同》,約定H集團有義務受讓S信托持有的H供應鏈股權,H集團應按以下方式向S信托支付股權轉讓價款:


(1)信托計劃成立后每滿3個月之后(不含信托計劃成立滿36個月之日),當期應付股權轉讓價款=17億元×7.492%×當期期間天數÷365;


(2)信托計劃成立滿36個月之日,當期應付股權轉讓價款=17億元×(1+7.492%×當期期間天數÷365)。


4.同日,S信托與D置業簽署《股權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抵押合同》,約定由D置業以其名下20幢別墅為H集團在《股權轉讓合同》項下的付款義務及責任提供抵押擔保,并辦理了抵押權登記。


5.次日,S信托以信托計劃項下17億元信托資金向H供應鏈支付增資款。2016年3月,H供應鏈公司股東變更登記為S信托和H集團。


6.此后,H集團按照《股權轉讓協議》向S信托合計支付股權轉讓價款2.5億元。但自2018年2月23日之后,H集團未按合同約定向S信托支付股權轉讓價款。


7.2019年8月,S信托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訴訟,要求H集團繼續履行股權轉讓價款支付義務并承擔違約責任,D置業承擔抵押責任。


8.2019年11月,法院裁定受理H集團破產清算一案。2020年8月,法院裁定H供應鏈、D置業與H集團實質合并破產清算。


9.訴訟中,H集團提起反訴,根據《破產法》第十八條,以《股權轉讓合同》雙方均未履行完畢為由,請求確認其與S信托之間的《股權轉讓合同》于2020年1月13日解除。


【爭議焦點】

 

上海金融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一、《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是否已于2020年1月13日解除。二、H集團是否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及責任范圍如何確定。三、D置業是否應當承擔擔保責任及責任范圍如何確定。

 

【裁判要旨】


關于爭議焦點一,《破產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管理人對破產申請受理前成立而債務人和對方當事人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有權決定解除或者繼續履行,并通知對方當事人。H集團管理人認為,法院受理H集團破產申請時,H集團尚未完全支付《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充協議》約定的股權轉讓款,而S信托仍登記為H供應鏈的股東,尚未向H集團轉讓、交付其持有的H供應鏈股權,故《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屬于雙方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H集團管理人有權解除。而S信托則認為,其與H集團之間并非單純的股權轉讓法律關系,而是債權債務法律關系,S信托主要合同義務為向H供應鏈增資,現該義務已履行完畢,故H集團管理人無權依據《破產法》第十八條行使合同解除權。對于該爭議,本院認定如下:


第一,案涉《信托合同》《增資協議》《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抵押合同》均于同期簽訂且相互關聯,具體表現為:《增資協議》《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抵押合同》均為《信托合同》的附件;根據《信托合同》約定,案涉信托計劃的成立以《增資協議》《股權轉讓合同》《抵押合同》的簽訂并生效為前提條件;根據《增資協議》約定,《增資協議》的履行以《股權轉讓合同》《抵押合同》的簽訂并生效為前提條件;而《抵押合同》的簽訂亦以《增資協議》《股權轉讓合同》的簽訂并生效為前提。上述合同共同構成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完整交易架構,即S信托以其受托管理的信托計劃資金17億元向H供應鏈公司增資,從而持有H供應鏈公司35.96%股權;S信托將其持有的目標股權主要表決權委托H集團行使,并通過H集團分期支付固定股權轉讓款獲得固定收益;D置業為H集團股權轉讓款支付義務提供抵押擔保。該交易安排系當事人為實現其投融資商業目的而設計,應作整體考量,故應在綜合前述各合同簽訂的背景、目的等基礎上,認定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以及權利義務,而非僅依據《股權轉讓協議》《股權轉讓協議之補充協議》認定S信托以及H集團的合同義務是否履行完畢。


第二,S信托的投資目的為通過H集團支付股權轉讓款獲得固定收益,對此H集團亦屬明知。根據《信托計劃說明書》記載,信托計劃的信托目的為以全部信托資金向H供應鏈公司進行增資,到期由H集團或其指定第三方對信托計劃持有的股權進行受讓,S信托以H集團或其指定第三方支付的股權轉讓價款等為信托利益來源;信托計劃的投資范圍中亦明確S信托以募集的信托資金用于向H供應鏈公司進行增資后,由H集團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遠期受讓目標股權。據此,S信托與H集團、D置業公司等主體簽訂《增資協議》《股權轉讓合同》《抵押合同》,約定由H集團支付以S信托投入增資款(17億元)及固定收益(年利率7.492%)之和計算的股權轉讓款,同時由D置業為H集團支付義務提供抵押擔保。由此可見,S信托向H供應鏈公司支付增資款的真正目的在于獲得H集團支付的融資本金及固定收益,而非成為H供應鏈公司的股東而獲得股權收益。《增資協議》《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簽訂時,H集團為H供應鏈公司唯一股東,H集團對于S信托的投資目的以及完整交易安排清楚知悉。


第三,S信托的增資行為并非公司法意義上典型的股權投資,S信托并不享有完整的股東權利。雖然S信托通過增資成為H供應鏈的股東,但其享有的權利義務與普通股東不同。首先,S信托不能通過股權投資獲得具有或然性的長期股權收益。根據《股權轉讓合同》約定,H集團每期應支付股權轉讓款=170,000萬元×7.492%×當期期間天數÷365,信托計劃到期后,H集團應付股權轉讓價款=170,000萬元×(1+7492%×當期期間天數÷365)。S信托如在持有目標股權期間取得目標股權股息紅利收益的,在各股權轉讓價款付款日,H集團有權從當期應付股權轉讓價款中等額扣減上述股息紅利收益,如當期應付股權轉讓價款不足扣減的,不足扣減部分結轉下一個股權轉讓價款付款日繼續扣減。根據前述約定,S信托僅可獲得H集團支付的固定收益,而不享有股權收益。其次,根據《增資協議》的約定,S信托增資成為H供應鏈的股東后,應將其所享有除增資、減資、修改公司章程、變更公司組織形式外的股權表決權委托給H集團行使,并不參與H供應鏈的生產經營,S信托只有在《增資協議》約定的有限特殊情形下方可行使表決權。從上述約定情形以及S信托實際行使表決權的情況綜合考量,有關S信托保留部分表決權以及享有約定情形下撤銷表決權委托之條款,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證股權價值,而非保障S信托行使股東權利。結合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以人格混同為由裁定H供應鏈與H集團合并破產等事實,本院認為,H集團對于H供應鏈享有控制權,S信托雖增資成為H供應鏈的股東,但S信托享有的股東權利受限,增資股權對應的主要股東權利實際由H集團行使。


綜上,將案涉交易所涉全部合同作為整體考量,考察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本院認為,H集團在《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項下的股權轉讓支付義務,實為向S信托支付增資款融資本息,該義務與S信托在《增資協議》項下的增資款支付義務具有密切牽連關系,屬于互負對價意義的債務。S信托雖然經工商登記為H供應鏈的股東,但并不完全享有股東權利。根據《股權轉讓合同》約定,H集團足額支付股權轉讓款后,S信托應協助和支持辦理股權轉讓手續,但因增資股權對應的主要股東權利實際已由H集團行使,故該“協助與支持”并不構成H集團支付股權轉讓款的對價給付。至于H集團所述工商變更登記,因工商變更登記為公司責任,故亦不屬于S信托應履行的股權交付義務范圍。鑒于S信托已履行支付增資款的合同義務,本案并不屬于《破產法》第十八條第一款所述之情形,H集團管理人未整體考量《增資協議》與《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之間的牽連關系,要求解除《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之意見,本院難以支持。

 

關于爭議焦點二,H集團是否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及責任范圍如何確定。本院認為,《增資協議》《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均系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且并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故均合法有效。S信托已履行支付增資款的合同義務,但H集團未按照《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的約定支付股權轉讓款,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關于股權轉讓款總額,H集團已支付股權轉讓價款共計257,170,597.26元,故對S信托要求H集團支付欠付的股權轉讓價款1,825,270,345.21元的訴請,本院予以支持。


關于違約金,S信托主張H集團應按照違約期間每日(應付未付金額×7.492%×150%÷365)支付,該約定具有合同依據,本院予以支持。由于H集團已于2019年11月15日進入破產程序,根據《破產法》第四十六條第二款“附利息的債權自破產申請受理時起停止計息”的規定,S信托對H集團享有的債權應于2019年11月15日停止計算違約金。經計算,截至2019年11月14日,H集團應支付的違約金為157,486,617.84元。


關于律師費,因《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中并無律師費由H集團承擔的約定,故S信托關于律師費的訴請,缺乏合同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截至2019年11月14日,S信托對于H集團享有的債權總額為1,982,756,963.05元。根據《破產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債務人對個別債權人的債務清償無效”,故本院對S信托所有的案涉債權予以確認,由S信托根據《破產法》的相關規定,依法申報債權。

 

關于爭議焦點三,D置業是否應當承擔擔保責任及責任范圍如何確定。本院認為,根據《抵押合同》《抵押合同之補充協議》及D置業的股東決定,D置業以其名下房產為H集團《股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之補充協議》項下的債務提供抵押擔保,抵押范圍包括股權轉讓價款及其違約金、損害賠償金等,且辦理了抵押登記手續,故D置業應當承擔相應的擔保責任。雖然本院認定H集團應支付的股權轉讓款實為S信托增資款的融資本息,但該性質認定并不影響D置業承擔相應的擔保責任。


【判決結果】


2020年11月30日,上海金融法院作出一審判決:(1)確認S信托對H集團享有債權1,982,756,963.05元。(2)確認S信托在上述第一項判決確定的債權范圍內,對D置業名下抵押物享有抵押權。(3)駁回S信托其余訴訟請求。(4)駁回H集團反訴請求。本案本訴案件受理費由H集團、D置業共同負擔,反訴案件受理費由H集團負擔。


原告、 被告及第三人均未上訴,該判決已生效。


【案件評析】

 

在大陸法系公司法的法理與邏輯下,股權與債權的區別明顯,但二者并非相互割裂的孤立存在,也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事實上,股權與債權關系密切、水乳交融,并且可以相互轉化和交叉。成文法規定的股權與債權明確二分的模式,并不足以滿足當事人對投資收益和風險的多樣化安排,催生了許多新類型交易模式,給司法實踐帶來不少難題。

 

實踐當中,公司融資交易的形式多種多樣。在設計有關融資交易的制度框架時,應尊重股權、債權內在的相通性,鼓勵自主選擇和自愿交易。股與債不過是公司融資交易中的兩個有名合同。在這兩個有名合同之間,存在數量眾多、類型豐富的無名合同。

 

對裁判者而言,一方面,法律應當尊重股債雜糅的交易安排,公司融資合同是商事主體的博弈和選擇,因而不必拘泥于股債區分和理論推導,應聚焦當事人在商業語境下的意思和約定,根據合同確定權利義務。另一方面,在我國股債二元的法律框架內,股權和債權分別有其基于公司法、合同法、破產法等調整下的法律后果,當事人亦借助股債性質提出主張或抗辯以實現交易沖突中的利益最大化,再加上對名股實債的行業監管因素,因此在許多個案中往往必須作出股債區分的認定。在定性上,是否參與全部利潤的按比例分配,是區別股與債的關鍵要素。而單純擁有組織法上的投票權、董事委派權、利潤分配權甚至有名義上的股東資格,都不宜作為將債權認定為股權的充分依據。僵硬地區分股與債的做法,往往會導致對當事人真實意思的錯誤解釋,并會不恰當地破壞當事人之間原來自愿設定的風險分配。

 

譬如上述案例,信托公司通過增資入股、逐年退出及回購機制等方式對目標公司進行投資,以股權回購、固定收益等條款就投資收益作出約定,就此產生股權融資和名股實債的爭議。這類融資合同很多時候是非典型合同,將法定的股東出資義務、約定的投資收益回報、回購或對賭條款以及增信措施雜糅在一起,在契約法與組織法的交織地帶構筑了一個游離于法律邊緣的模糊存在。

 

“名股實債”的提法基于股債兩分、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名股實債本身不是嚴謹的法律概念,而是對一類交易現象的描述,其并無絕對一致的交易模式,需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結合當事人目的、權利義務等因素綜合認定。“應根據當事人交易目的、權利義務等因素分別認定。投資人目的在于取得目標公司股權,且享有公司經營管理權的,是股權投資;投資人目的并非取得股權,而僅是獲取固定收益,且不享有公司經營管理權的,是債權投資。”[參見賀小榮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法官會議紀要》,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62-64頁。]裁判者不必執著于將融資協議歸類于某種有名合同,也不必局限在二元論的“名實”思路中,應堅持關注交易本質,重視合同背后的商業安排,遵循合同解釋優先于法律適用的原則,把資金投入、履行合同、資金返還三個環節整體考察,判斷交易鏈條中當事人利益是否公平、合法。不能只截取產生爭議的資金返還環節,孤立審查該返還責任是否損害公司或其他主體利益。在股債性質不影響效力判斷和第三人利益時,亦可不作股債判斷,直接按照合同約定處理。

 

隨著金融與實體經濟的深入融合發展,公司融資中出現的金融創新、融資模式將呈現更豐富的非典型樣態,這是商事活動的必然趨勢,對我國的民商事立法、司法都提出了更多、更新的需求。在立法、金融監管層面,應當體現必要的開放性和包容度以回應這種需求。在司法層面,裁判者在處理公司融資合同爭議時,應充分尊重當事人的約定,查明交易前后的相關事實,通過合同條款和真實意思確定交易本質,審慎認定合同效力,依法準確界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促進投資、保障交易安全,為維護國家金融穩定和良性發展保駕護航,為市場經濟創新和良好營商環境提供司法支持。


作者:霍 吉 棟,張 健 龍
來源:甘 肅 正 天 合 律 師 事 務 所

責任編輯:chenxi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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